组织模块化对研究型大学技术转移绩效的影响

技术转移是将社会科技资源转化为实体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当前，我国研究型大学技术转移渠道不畅、技术转移绩效不高、大学科技成果成功产业化“最后一公里”问题凸显。基于现实需求和研究缺口，构建组织模块化对研究型大学技术转移绩效影响的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收集我国38所研究型大学样本数据，采用SPSS24.0和AMOS软件进行结构方程路径分析，论证和检验组织模块化对于研究型大学技术转移绩效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组织模块化对研究型大学技术转移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技术创新能力在组织模块化与技术转移绩效之间起显著中介作用；知识共享的调节作用主要体现在组织模块化独立性、响应性与技术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上，其对组织模块分工性与技术创新能力关系的影响作用不显著。     

房产税能否抑制实体经济"脱实向虚"——来自上海和重庆的经验分析

本文利用我国35个大中城市2006-2018年的平衡面板数据,基于上海和重庆在2011年实施的房产税试点政策,运用合成控制法检验房产税政策能否抑制实体经济"脱实向虚"发展的趋势.研究结果显示,房产税政策能够有效地遏制地区房地产业新增产值占GDP的比重的上升,促使实体企业回归主业,增加实体投资,实现促进实体经济朝着"脱虚返实"方向发展的作用.鉴于此,本文提出应加快推进房产税政策在全国范围内的实施,并在政府补贴、银行贷款等方面采取一系列配套措施鼓励实体企业进行更多的实体投资.     

团队科学创造力的提升需重视团队成就目标导向——被调节的中介效应

基于创造力成分等多维理论，构建以团队反馈寻求行为为中介变量，团队凝聚力为调节变量的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以期深入解释创新团队成就目标导向如何影响其团队科学创造力。基于129个理工科大学生科技创新团队数据，研究结果表明，团队学习目标导向和团队表现目标导向分别与团队科学创造力有显著的正向和负向关系；团队反馈寻求行为在团队成就目标导向与团队科学创造力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团队凝聚力负向调节团队反馈寻求行为与团队科学创造力间的关系，并弱化了团队成就目标导向通过团队反馈寻求行为对团队科学创造力的间接影响。结论对提高科技创新团队科学创造力有一定指导价值。     

价值共创引导乡村旅游价值链重构

［目的］通过充分发挥移动互联时代消费者对于价值链、创新链、产业链构建的作用，实现价值共创视角下乡村旅游价值链的重构，解决乡村旅游产业中消费者需求和产业供给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推动乡村旅游高效、有序、协调、综合发展。［方法］基于价值共创理论，通过文献研究法和系统论方法，探索性重构乡村旅游价值链。［结果］（1）价值共创引导下的乡村旅游价值链是由基本价值活动、辅助价值活动和价值共创活动共同组成，通过虚拟价值链和传统价值链的互动与融合，实现乡村旅游价值链的新价值创造。（2）价值共创活动是以虚拟价值链为基本特征，以“产消者”创新社区为表现形式，依托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先进技术，创新性赋予旅游者产品生产者和旅游消费者的“产消者”双重属性，通过将消费者从传统价值链的幕后拉向幕前，实现乡村旅游价值链重构和价值增值。［结论］价值共创引导的乡村旅游价值链需要依托平台思维、共享思维和创新思维进行建设，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形成的价值链的开放和互动对于实现乡村旅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水稻加工环节成本结构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内容，探究中国水稻加工环节成本结构及影响因素，对促进我国农业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实现农业价值链转型升级，提升我国农产价值链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意义。［方法］通过微观调研数据，构建超越对数成本函数和要素需求函数，采用似不相关回归法（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实证分析我国水稻加工厂的成本及要素投入的影响因素。［结果］（1）稻米加工厂存在规模报酬经济，扩大规模可以降低稻米加工平均成本。（2）建立品牌、与农户形成合同关系、鼓励多元主体经营、公司成立时间、企业能够获得政府支持对降低加工厂的平均加工成本具有正向显著影响。（3）建立品牌、与稻农签订合同、企业负责人的年龄、受教育年限越高对提高加工厂资本投入，促进结构升级具有显著影响。［结论］应采取相关政策措施鼓励稻米加工产扩大加工规模，与上下游形成更为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加强稻米加工企业的品牌意识进而提高我国稻米加工产业的成本竞争力，并鼓励具有更为丰富管理经验、接受更高教育水平的管理者担任企业负责人，在促进我国稻米加工行业的升级转型的同时，提高我国稻米副产品的深度开发利用。     

南方丘陵区新增耕地质量空间特征研究*——以江西省宜春市为例

［目的］粮食安全的根本是在耕地，关键在于耕地质量。目前新增耕地主要源于土地开发项目、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土地复垦项目等，这些新增耕地需要对其开展耕地质量等别评定工作，了解新增耕地的质量状况，分析其空间特征，这对落实国家耕地保护制度、开展农村土地整治工作等具有重要作用。［方法］文章以南方典型丘陵区域——江西省宜春市作为研究区域，在新增耕地质量评价的基础上，运用地统计学、景观生态学、Arcgis空间分析技术和典型相关分析方法，研究宜春市新增耕地质量的空间特征，掌握耕地质量等别的分布规律，了解耕地质量的影响因素，为制定合理的耕地资源利用与保护政策提供依据。［结果］（1）Moran′s I值结果表明宜春市2014年新增耕地利用质量在空间分布上的空间自相关性最强，而耕地自然质量空间自相关性最弱。（2）景观破碎度指数结果表明优、高等别的新增耕地质量破碎度大于中、低等别的； 多样性指数结果表明新增耕地质量多样性指数比较大； 优势度指数结果表明新增耕地质量等别优势度指数比较小，与多样性指数结果相呼应； 均匀度指数结果表明，新增耕地质量等别均匀度指数相差不大，新增耕地质量等别比较均匀。（3）质心结果表明2013—2014年间宜春市新增耕地质量的格局整体上是向西南方向变化。［结论］宜春市新增耕地质量不高； 新增耕地的利用水平差异性较小，自然本底状况差异较大； 新增耕地质量等别类型多，各质量等别类型耕地均有增加，耕地质量参差不齐，较高等地的新增耕地相对低等地而言更破碎化； 新增耕地的开发格局向着西南方向移动； 该研究为南方丘陵区的新增耕地保护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     

川西北高原藏区农村贫困化分异机制探测

[目的]客观揭示农村贫困化地域分异机制,为科学推进川西北高原藏区精准扶贫创新途径、综合战略和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治藏方略提供参考依据。[方法]应用地理探测器模型、GIS空间分析与地统计方法等方法,探测川西北高原藏区贫困村单位面积GDP分异的主导因素,揭示农村贫困化分异机制,提出不同贫困化地域类型的扶贫政策措施。[结果]影响川西北高原藏区农村贫困化分异的主导因素包括到主要交通道路距离、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土地利用、年均温度和海拔高程等,各因素对贫困村经济发展分异的解释力分别为80. 76%、12. 82%、8. 82%、5. 45%和3. 96%;贫困村经济发展贫困化的分异机制存在明显差异,可归纳为交通区位约束型、自然环境约束型和经济区位约束型等三大类型;农村贫困化驱动机制下的贫困村精准扶贫政策措施亟需因地制宜、科学推进、讲求实效,有序推进精准扶贫战略。[结论]精准扶贫应分类指导、重点突破,尤其加强贫困村交通、水利、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特色农牧业产业培植,注重多种扶贫模式的综合集成。     

区域知识产权保护发展的空间格局及结构体系研究

以我国各省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为研究对象，创新性地将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相结合，基于地理邻近视角，验证了区域知识产权保护的空间相关性、空间集聚特征和空间溢出效应。同时，突破地理近邻效应的局限，解析区域知识产权保护的空间关联特征。结果表明：我国各省知识产权保护具有全局自相关性，相似地区间存在空间集聚效应，不同发展程度地区的空间关联性质不同；网络化后的区域知识产权保护各节点间联系紧密、网络结构稳定，并且可以确定核心行动者和边缘行动者角色；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较发达地区与其它地区之间存在较多溢出关系。     

Doing more and doing better are two different entities: Different patterns of family control an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Family firms bear two types of agency costs, including type I and type II agency problems, in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practices: (1) Outside executives at family firms hesitate to engage in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which can lead to drops in profits; (2) Controlling families employ opportunistically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to achieve their interests. We argue that a primary cause for the agency problems lies on ineffective internal corporate governance at family firms, which can cause loss of managerial (or power) balance between outside executives and family executives. Our findings show that family firms with ownership and strategic control (FSC), which family executives and outside executives monitor and constrain each other, can achieve the highest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Moreover, external controls, including product market competition and provinci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substitute effective internal control of FSC. Th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premium of FSC is more prevalent when the production market competition is lower. Family firms with ownership, operational, and strategic control (FOSC) can achieve higher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within a province with more string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环境规制、代理成本与公司绩效——来自化工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选取2014-2018年A股化工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中介效应模型研究环境规制、代理成本和公司绩效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具有降低代理成本的作用,在此基础上能够对公司绩效产生积极影响.进一步地,将总样本按照地区进行划分,发现环境规制对代理成本的降低程度在东、中、西部地区无明显差异,但对公司绩效的提升作用存在地区性差异.具体来说,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会降低公司绩效,代理成本能削弱该降低作用;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会提升公司绩效,代理成本能强化该提升作用,以上结论在分地区样本中仍然成立,并且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东部地区公司绩效的提升作用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